乔纳森·安德森是瑞银证券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，国内经济学界对他很熟悉。最近他在吴敬琏主编的《比较》杂志上，发表了讨论中国“三农问题”的长文。其中一节他讨论了一个颇具启发性的问题：中国为什么不存在大规模的贫民区？他说，许多去孟买、雅加达、墨西哥城、拉各斯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的西方游客都注意到，那些地方都有可怕的贫民区，并且还在以难以遏制的速度蔓延。上百万贫穷的、被主流社会排斥的人拥挤在临时搭建的房屋里，那里没有上下水，也缺乏电力供应。然而，在北京和上海却难以看到类似的景象，从市中心直到郊外，住宅和市容基本上还算整齐。这个差别令许多人非常感兴趣，他们不停地追问为什么在中国看不到典型的贫民区。

    最常见的回答是，中国政府不允许这种现象出现，通过繁琐的户口登记制度和严格的人口流动限制，农村的穷人不能随便搬到城里去。这个说法在某种程度上确有其道理，但并非唯一的原因，因为其他许多国家也曾尝试过执行严格的城乡人口流动制度，却没有取得成功。同时，大陆的农村人口并非不存在流动，已经有多达1亿农民离开土地去城里打工了，在农村劳动力的外流比率上，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处于领先水平。

    乔纳森指出，实际上，有其他经济方面的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，它们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社会体系的“内生稳定器”。

    第一，中国的农村流动人口绝大多数都有工作。在过去5年，中国经济成功地创造了大批制造业和服务业岗位，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相比，这样原成就显得异常出色。在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，涌入城市的大批农村移民经常处于失业状态，由此衍生出许多社会问题。而中国的情形与当年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非常相似，在这些经济体保持高速增长的阶段，同样没有出现过严重的贫民区问题。另外，它们都有着极高的国内储蓄率、投资率以及强劲的出口产业，中国大陆也不例外。

    第二，土地分配的高度均等让农民有理由留在家乡。在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土地的情况下，即使那些“就业不足”的劳动力也能通过务农得到维持生计的收入。这个最低保障让农民不至于都孤注一掷地跑到外地去碰运气，如果他们发现不容易在城里找到工作，就会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。与存在大量失地农民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，中国非常幸运。

    第三个优势是中国的人口结构。中国的农村家庭平均只有1.5个孩子，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这个数字却是3、4，甚至更高。生育率的不足，显示农村的富余人口未来将出现下降，而不是增加。同时，这也意味着已经出来务工的农民如果回到农村，依然有把握继续承包自家的土地……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，有相当多的农民工在攒下一笔钱以后还是回到了家乡。

    乔纳森说，最后这个特点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。在许多发展中国家，农村人口一旦涌入城市，就再也不会回头了。但是在中国，却明显地观察到一个双向流动的规律。当然，不是所有的农民工都会在30岁左右回家。不过许多外出务工的人的确发现，自己用好几年辛苦劳动所攒下的积蓄在城里根本算不了什么，但回到农村还算一小笔财富。于是，他们纷纷回到家乡，娶妻生子，开始了自己的小家庭生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