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天，魏双都会接到几十条短、几十个电话。作为一名计生员，她的手机号向河南省周口市扶沟县的７３万居民公布。最让她难忘的一条短信，是２００７年一名高一男生发给她的。

　　他在短信里问：“为什么我的小鸡鸡比别人的短？”作为一个俚语，“小鸡鸡”在中国很多地方指的是男性外生殖器。

　　大部分女性收到这条短信会顿生怒气。但魏双却有点得意，因为这说明她的性知识教育讲座起到效果，而且她得到了学生们的信任——一个十几岁的男孩敢给她发这条短信，需要很大的勇气。

　　“这是成长中的烦恼之一，”魏双说。“在十多年前，大部分农村孩子对性知识几乎一片空白，有的甚至误以为男女同坐一张板凳就会怀孕。”

　　数千年来中国人对性问题讳莫如深。尤其在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农村，人们更是谈性“色”变。

　　魏双跟那名男生通了电话，解释有关的生理知识。魏双还告诉他，如果不介意，可以到扶沟计生服务站请男大夫看看。男生很快来了，并且放心而去。

　　（小标题）“家庭医生”

　　作为扶沟计生服务站站长，魏双是当地名人，很多人认识她敬重她：她在县城里的大排档吃饭，结账时被告知有人已付过钱；她喝胡辣汤，老板说不用给钱。

　　魏双之所以成为名人，是因为她在１９８２年毕业至今的２７年中，作为一名妇幼保健大夫和一名计生员，带着生殖健康服务队常年累月奔走在扶沟的４０８个行政村里，成为几十万农村妇女的“家庭医生”。

　　现在５１岁的魏双，一年中大部分时间还都是和同事们一道深入乡村讲授各种知识，给人看病治病。每到一个村庄，他们都会把政府购买的、含叶酸的斯利安片免费发放到群众手中，预防出生缺陷。

　　“群众需要什么，我们的服务队就给他们提供什么，而且我们会根据农村的变化，提供相应的服务。”她说。

　　在中国农村，很多妇女不知性为何物，魏双就为她们提供性教育，传授如何实现和谐性生活的知识。魏双还记得十几年前，一对江村镇夫妻闹矛盾，原因是结婚一年多妻子不怀孕，丈夫觉得丢面子非常不悦，两人因此差点离婚，妻子甚至想一死了之。魏双给两人做了体检，发现他们结婚一年多根本没有性生活，因为妻子患有处女膜闭锁症。

魏双正在村里大约４０名妇女传授生殖健康知识。（中国特稿社记者林建杨摄）

　　近十多年来，中国农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，但有的孕妇怀孕期间拼命吃喝，导致胎儿过重过大，对母婴构成威胁。魏双的记忆里，一位孕妇一顿饭吃了２４个鸡蛋；另一位孕妇产下一名６.９公斤的超重儿。于是魏双就给她们传授合理均衡营养的知识。

　　一些农民进城打工，为满足生理需求嫖娼，魏双就到工地上宣讲安全性行为的知识。农村的中小学性教育严重落后，魏双就给学生进行青春健康教育。很多时候，为了把相关知识讲得有趣易懂，魏双和同事们还会自编自演一些小品，寓教于乐。

　　此外魏双和她的同事们还免费给农妇看病治病。她说，农村的女性患者需要上门服务，有的妇女得病后不愿意进城看病，一是医疗费高，二是觉得难为情，结果是她们经常生扛着。

　　新中国在１９４９年建立后曾在农村建起合作医疗，一批接受过短期培训的农村医疗人员（“赤脚医生”）为村民提供医疗服务。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后，“赤脚医生”在农村逐渐消失，但没有新的有效体系取而代之，致农民看病难、看病贵。

　　魏双的服务队部分承担了“赤脚医生”的角色。“每次把她们的病治好，尤其是有时能及早发现恶性疾病，挽救了她们，我都会感到很高兴。”她说。“有的夫妻不孕不育，非常着急，我帮他们治好病，他们非常感激，我也很开心。”

魏双在村民赵金惠家中查看她女儿的病情。赵金惠女儿的右臂在出生过程中受到损伤。此前赵金惠育有一个儿子，但诊断出有先天性心脏病，魏双帮助她申请了二胎。（中国特稿社记者林建杨摄）

　　每一次，魏双总会笑呵呵地给人讲课，耐心给人看病。她把微笑当作一种使命和责任：“我把我的笑脸当作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桥梁。”

　　魏双的微笑服务赢得扶沟人的认可和赞许，也给她带来荣誉。她先后被评为全国计生优秀工作者、河南省劳模、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等。

　　“我的荣誉证书有一大箱子。”她说。“但是我工作不是为了荣誉，当了这么多年先进，我有时候甚至有点反感。我就喜欢到农村为大家服务，给人看看病，虽然辛苦，但这是我最大的乐趣。”

　　（小标题）用“服务”换“理解”

　　一名农业大县的计生员成为广受认可的名人，并非易事。曾几何时，计生工作人员到农村，还要遭遇被人放狗追赶的尴尬。

　　魏双记得，上世纪８０年代是“暴风骤雨”的时期，计生人员与老百姓的矛盾相当尖锐，扒房牵牛时有发生。“有时候农民一听说计生员进村，赶紧牵着牛就跑了。”她说。

　　为控制急速增加的人口数量，中国从１９７３年起实行计划生育政策。数据显示，中国人口在１９５３年还是５.８亿，但到了１９７１年已达８.５２亿。１９７０年，平均一对夫妻生育５个孩子。

　　这项政策在头几年执行得较宽松，进入８０年代后趋于严格，计划生育于１９８２年被确定为基本国策。根据规定，城市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；在１９个省的农村地区，政策规定如果头胎是女孩或残障儿童，一对夫妻可以再要一个孩子。第二胎不论男女，不能再生育。但在少数民族聚居区，农村夫妇可生育至少两个孩子。

　　然而中国沿袭数千年的“多子多福”传统，尤其是在农村，“养儿防老”的观念根深蒂固，使得这项国策在执行过程中遭遇极大阻力，一些地方违规推行强制性堕胎，甚至引发冲突。计生工作由此被称为“天下第一难”。

　　魏双认为，计生工作难度很大，但十分必要。她推算，如果扶沟不实行计划生育，现在的人口预计超过９０万，人均耕地将不及１亩，人口过多引发的资源短缺、环境污染等问题势必让扶沟不堪重负。

　　河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说，实行计划生育３０多年来，拥有近１亿人的中国人口第一大省河南累计少生３３００万人。全国则少生了４亿多人。

　　国家统计局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，截至２００８年底，中国人口总数为１３.２８亿，比上年增加６７３万人。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预测，中国人口将在２０３３年左右达到峰值１５亿人。中国高级官员则数次申明将继续执行计划生育。

　　尽管“十分必要”，尽管已工作２７年并得到很多荣誉，魏双仍然认为生两个孩子比只有一个好。魏双生于１９５８年７月，兄弟姐妹５个孩子。而她只有一个儿子，毕业后在深圳工作。

　　“如果可以，我想要一个女儿，因为女儿是母亲贴身的小棉袄。每次看到人家母女俩亲密地走在一块儿逛街，我都可羡慕了。”她说。

　　魏双说，这些年接触的人当中，八成左右表示如果政策允许，希望要两个孩子。

　　“群众实行计划生育，牺牲了个人利益，这是他们的无私奉献。”她说。“这就需要我们给他们提供好的服务，以情动人，感化他们来执行政策。”

　　于是她真心真意为农民服务了２７年。期间，魏双曾晕倒在农村的路上，骑自行车下乡摔坏了膝盖里的半月板，得过癌症，患上关节炎和心脏病。

　　全国范围而言，从上个世纪９０年代末起，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开始战略转型，从此前的行政控制型转变为服务型，采取更人性的工作方式。

　　过去２０多年，扶沟老百姓对计生政策的态度由“抵抗抵触”逐渐转为“理解配合”，这与魏双和她的团队提供的服务有关。这种转变还与养育孩子成本的提高、农民观念的变化、政府推行利益导向机制等因素息息相关。

　　所谓利益导向，就是政府向那些自愿生育一个孩子的农村夫妻提供经济补偿。比如在河南农村，夫妻年满６０岁后每人每月可以得到７０元的奖励扶助金；独生子女家庭在孩子１４岁以前每月可以获得４０元的奖励等。

　　据介绍，近年来扶沟平均一对夫妻生育１.７个小孩，低于上世纪９０年代初２.４左右的水平。

　　尽管如此，“直到现在，也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支持。”她说。

　　去年扶沟７４３６名新生儿当中，２４４名是超生的。根据２００２年政府《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》规定，超生的夫妻需缴纳社会抚养费，数额为所在乡镇人均年收入的６倍。去年扶沟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约３７００元，但各乡镇收入水平不同。

　　虽然魏双广受尊重，擅长做说服工作，但不时也会碰钉子：她曾被一位孕妇咬伤手，也曾接到过恐吓电话。

　　但魏双无怨无悔，依然微笑着坚守。“我的天地在农村，落实计生政策，必须有人做出牺牲。我觉得我就是干这活儿的。”

　　--完--