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的听力严重下降，而且因为中风，右手一直在发抖。但年过七旬的刘道玉仍然每天工作４个小时，思考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弊病。他今年抛出的一枚重磅炸弹是在《南方周末》上发表的一篇７０００余字的文章，呼吁彻底整顿中国数量激增的大学。

　　这位前武汉大学校长坚信，教育应当建立在对人的基本价值的尊重之上，远离行政干预。他坐在自己堆满书籍的屋子里，说：“中国的教育需要一场启蒙运动。”

　　刘道玉出生在湖北省枣阳县的一个农村，１９５３年考取武汉大学化学系。他少年时的梦想是成为中国的诺贝尔。 “我１４岁时读了诺贝尔的故事，他一生追求发明创造，对我影响很大。”

　　新中国成立前，武汉大学同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南京中央大学和浙江大学并称为中国最好的五所大学。但１９５３年之后，武汉大学声誉急剧下滑，“一些教授受到排挤，没有多少人能安心做研究。”在接下来的几年中，武大为党派之争所困，变成了“老牛拉破车”，在教育部主管的２３所大学中，排名降为倒数第二。

　　刘道玉１９５７年大学毕业后就留校当了老师。１９６２年，武大派他到苏联科学院，攻读有机氟专业。

　　“前苏联的情况跟我的想象大相径庭：它的研究生制度非常开明。我不用选任何必修课，也不用参加考试。我只需要最后发表一篇具有创意的论文，参加口试即可。”

　　刘道玉将苏联的这种学术自由归结为其西方的文化传统基础，“我感到这十分符合我的个性”。

　　１９７３年，在从事教学工作十年之后，刘道玉被提拔为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。四年后，他奉调北京，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。

　　但是，刘道玉一年后就交了辞职报告，决意回到母校。“我希望为武大雪耻，重振昔日辉煌。”

　　在接下来的三年中，刘道玉谢绝了包括教育部长和武汉市长在内的一系列高官。

　　１９８１年，刘道玉被任命为武大校长。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有句话深深影响了他：“允许改革犯错误，但不允许不改革。”

　　在征询了３０多名教授和干部的意见后，刘道玉得出了结论：武大之所以停滞不前，是因为政治上的左倾路线和组织上的排外主义。“‘近亲繁殖’的最大危害就是窒息了创造精神。我们要取消对人们的紧箍咒，调动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。”

　　武大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，包括推行学分制、双学位制、导师制和转学制——１９４９年以来，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尝试过这些改革。

　　最让人瞠目的是，武大取消了政治辅导员制度。这项制度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设立的，当时“阶级斗争”还是中国社会的主导基调。但刘道玉说，这种制度显然已经过时了。

　　在推行改革的武大，学生可以不听课，但不能迟到；可以在课上看书，但不能说话；可以打瞌睡，但不能打鼾。

　　刘道玉说：“总之，教师们应当提高他们讲课的艺术性，而不是用粗暴的方式惩罚学生。从学生来说，他们拥有自由，但不能损害其他人的利益。”

　　伴随着中国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改革浪潮，武大校园里兴起了４００多个活跃的学生社团，其中还包括一个“纳粹研究会”——它意在检讨历史、防止这类悲剧重演。一些学生建立起了“快乐学院”，来自各个系的拔尖学生聚集在一起，就前沿问题展开跨学科的讨论。刘道玉说：“我们反对填鸭式教学。”

　　短短几年的时间，武大变成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特区，“因为我们在校园倡导一种开放和民主的精神。”

　　刘道玉的大胆改革使得北大、清华、中国科技大学等知名学府的一些学生相继要求转学到武大。

　　１９８５年，武大在全国高校的学术竞赛中获得多个第一名，在教育部直属的大学中排名第二，仅次于北京大学。

　　就在武大的改革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，１９８８年３月６日，刘道玉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国家教委免职，后者的解释是，这次调整属正常换届。但在整个８０年代，中国没有一所大学的校长是“换届”产生的。

　　虽然告别了校长一职，刘道玉仍然关注教育改革。“中国教育缺乏系统性的理论，也没有多少人去搞教育的改革试验。”

　　“当今世界上有三大教育学派：杜威的实用主义、罗素的自然主义和纽曼的理想主义。中国在这方面贡献出了什么？虽然孔子是教育家，但他也没有提出完整的理论。”

　　起初，刘道玉希望成立一所私立大学。“但我一生不行贿，不请人吃饭，任何后台我都不找，所以没能办成。”

　　后来，他担任一所名为新世纪外国语学校的校长。每天早上，他都要乘车前往７０公里外的郊区给学生上课。但令他遗憾的是，这所中学２０００年因破产关闭。

　　过去十年，刘道玉将关注的焦点转向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。去年１２月，他撰写了一篇有关中国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后教育的文章。在文中，他批评教育发展代替了教育改革。

　　“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大学生、最大的校园，发表的论文数量也排在第二位，但她迄今都没有孕育出一位世界级的教授或者思想流派。

　　“我们习惯于把学生看成是能够在流水线生产的原材料。一个可悲的结果是，他们的人格和创造力都被大大削弱。”

　　刘道玉认为，高等教育应当交由教育家负责，大学应当保持对学术自由、独立和真理的追求。

　　他举例说，诞生于上世纪３０年代的西南联合大学培养了１７２位院士和２位诺贝尔奖获得者（李政道和杨振宁）。“奇迹就在于它享有了充分的自由。”

　　“正如康德所说，启蒙是人摆脱自身造就的蒙昧。中国的高等教育需要一场真正的变革，而且应当从现在就开始。”他凝望着武大校园里的珞珈山，斩钉截铁地说。

　　——完——